悲惨星期日
1991年1月哥斯达黎加对立陶宛，争取第二，发生哥斯达黎加对立陶宛，争取第二了维尔纽斯电视塔广场事件，将立陶宛和波罗的开云体育官网海沿岸地区另外两个共和国甚至全苏已经酝酿成熟的问题，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
悲剧发生时，哥斯达黎加对立陶宛，争取第二我正躺在医院。1990年12月底，正值苏联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我因心脏病发作住进了中央临床医院。心脏禁不起两年来无所顾忌的折腾。如今很难想象，正常人会以这种虐待狂的办法来折磨国家领导人。但那些人向权力冲刺的时候，完全是不择手段的。发病前一周，我最后一次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言。我作了长时间的准备，分析了这些年的改革、这一时期的得失以及自己作为政府首脑所起的作用，力图实事求是地给自己作出评价和结论。我清楚地知道，这是我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最后一次发言。实际上也是我为后人留下的遗言。他们会在未来的某一时间，冷静地研究这些过去的年代，并给这个时代和我们所有的人以客观的评价。
1991年1月12日，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戈尔巴乔夫来到我的病榻前。他肩负着一个不愉快的使命来见我哥斯达黎加对立陶宛，争取第二：必须得到我个人同意，让我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岗位上退下来。对于我来说这并不意外，因为早在1990年12月初我就告诉他，在代表大会之后我要退休。我无法同意他的许多有关国家经济改革政策的观点，它们将最终断送苏联。现在，我在病房里再次向戈尔巴乔夫重申我将退休，和一个多月前表示的一样。
我向他提出两个请求哥斯达黎加对立陶宛，争取第二：第一，不是现在交权，而是大约10大以后，当我出院的时候。我寄希望于那时我能够摆脱病魔的纠缠。我天真地以为，解除一位身卧床榻的病人的职务，总统会觉得有所不便，而且我也不至于应该受到这种对待。第二个请求是，在我恢复健康后，给我安排一个工作，当然不在政府里，免得我闲待着没事干。戈尔巴乔夫答应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此告别。
星期一即1月14日的白天，护士们无意中说漏了嘴，说是已经任命我政府中的财政部长巴甫洛夫为全苏政府首脑，但此前我并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完成了”我的第一个请求。第二个请求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没有给我安排任何新工作，所以我只好自己去找。结果在过去一个副手那里找了个工作。
所以，1月12日和14日对我个人来说是特别的日子。但是1月13日更为重要，那天发生了好多事件，最终推动立陶宛然后是其他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
有关维尔纽斯电视中心发生的事件，出版过好多书，发表过好多研究著作。对各方行动的分析已经几乎精确到每一分钟。但是，当我阅读了大量出版物之后，却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任何一方也没有说出事实真相。因为，给任何重大事件写历史，都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谁需要这样干？以我的观点，这既是兰德斯别尔基斯的需要，也是戈尔巴乔夫的需要，还有第三方—西方政客和他们特工部门的需要。
立陶宛的新领导对此的利益攸关之处究竟在哪里？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于1990年3月11日通过关于共和国主权的决议之后，他们的行为变得无理而蛮横。他们对于国家总统向他们提出的呼吁、总统的指令、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不加理睬，对于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毫不在意。他们还成立了国土保卫局，行使国防部的职能，并担负侦寻所谓“不可靠分子”的任务。在与其他加盟共和国接壤的边境设立了武装的海关检查站。他们组建了自己的武装部队，征召青年人伍，以代替他们应服的苏联兵役。他们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以限制非本地居民、军人及其家属的公民权利。事实上苏联共产党的活动已被列为非法，共产党员开始遭到迫害，理由只是因为他们的党派属性。
1991年1月初，为了保证执行1990年12月1日发布的苏联总统令和与之相应的苏联国防部命令，为帮助各级军事委员会完成青年的现役征召工作，向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增派了部队。立陶宛共和国领导人利用这一事实，通过报纸、广播和电视，在居民中煽动歇斯底里和狂热情绪，号召他们放弃苏联国籍，开展有组织的抵制和武力反抗，以对抗法律秩序，似乎“苏联正在准备对独立的立陶宛国进行武装入侵”。而且声称：“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于作为另一个国家的立陶宛来说毫无意义”，“我们不承认苏联法律在立陶宛共和国的效力”。
1991年1月7日，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在共和国电视台讲话时说，增派部队是要“挑起冲突，进行威胁恐吓，实行军事管制和专政”。
1991年1月8日，立陶宛共和国政府发布一项决定，成倍提高食品和工业品等商品的价格，高达4—6倍。这当然引起共和国劳动群众的愤怒，并造成社会更加紧张的形势。
出现了成千上万次的集会、抗议游行和罢工，维尔纽斯、斯涅奇库斯、考纳斯等城市的劳动群众要求普伦斯克涅政府下台，最高苏维埃自动解散。还提出：要在共和国实行总统制，签订联盟条约，恢复苏联宪法和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
从1月8日起，兰德斯别尔基斯在国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多次向立陶宛共和国居民发表讲话，其中有这样的话：“我们的头上悬着利剑，它可能在任何一天、任何时候斩落下来”。他号召立陶宛人支持立陶宛当局。
按照共和国政府的指示，国土保卫局的人员会同“萨尤基斯”和“立陶宛自由联盟”的武装人员，使用武力镇压了劳动群众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其代表和领导者遭到毒打。
1月8日在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大楼前，聚集了维尔纽斯各工厂企业的劳动群众3万来人，他们的标语上写着要求立即将食品价格降到原来水平，政府立刻辞职，解散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因为它通过了非法的分离主义决议。大楼警卫将入口的大门从合叶上卸下来（免得它成为障碍，因为工人纠察队员从外面将他关起来了——这一切从录像画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并开始用冷水喷射集会群众。
1月9—12日期间，议会大厦前也发生了对抗和多次小型武斗。对抗和冲突的一方是由“统一”组织、拥护苏联共产党的共产党组织、工会等组成的6—8万参加集会的劳动群众；另一方是拥护兰德斯别尔基斯的人士、“萨尤基斯”和“立陶宛自由联盟”的联合组织。通向立陶宛议会大厦的路口全被“萨尤基斯”派封锁了。
戈尔巴乔夫1月10日提出的呼吁书被立陶宛议会拒绝，并被称之为最后通牒，因为苏联总统呼吁的对象“似乎是一个并不存在的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立陶宛共和国拒绝他的一切指责”。按兰德斯别尔基斯的命令，由共和国城乡各地不断有“萨尤基斯”和“立陶宛自由联盟”派武装人员以有组织的形式涌入维尔纽斯。
为回应他们的行动，劳动群众宣布政治罢工。到1月10日的工作日结束时，在维尔纽斯市有22家企业罢工。l月11日上午，劳动群众排着队伍走向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大楼，举行抗议集会。警察中队、国土保卫局的支队、“萨尤基斯”和“立陶宛自由联盟”的武装人员试图包围集会群众。冲突的危机一触即发。这一天，所有大型企业和维尔纽斯铁路机务段都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它们要求共和国内务部保障居民安全，避免发生激烈冲突。1月11日，内卫部队和国家武装力量的一些部队将报业大厦和全苏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保护起来。
按照兰德斯别尔基斯的建议，立陶宛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系列挑衅性的呼吁书和声明，号召居民和所有拥护他们的人尽快前往维尔纽斯去保卫政府大楼。1月12日共和国议会通过《关于保卫立陶宛共和国的措施》的决议。根据该决议，向共和国各部门包括国土保卫局下达了命令：“如果发生袭击重要国家目标的行为，无论袭击者是谁，都要给予反击。”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副主席莫特卡宣布，立陶宛共和国与苏联处于战争状态，并号召同胞积极保卫共和国。
1月12日晚劳动群众代表试图向立陶宛领导人递交要求政府辞职的信件，遭到守卫最高苏维埃大楼的国土保卫局人员和武装人员蛮横粗野的对待。结果劳动群众代表遭到毒打。
在这种极端复杂的形势下，共和国的电台和电视却竭力推波助澜，昼夜不停地号召居民中的立陶宛人去武装抗击保卫法制和社会安全的力量，号召他们同
“占领者、俄国侵略者”展开武装斗争。“萨尤基斯”的领导人公开要求“用人们的鲜血祭奠民族自由的圣坛！”
军队人员、他们的家属、持不同政见的人和非本土居民遭到各种威胁。诽谤性的反苏和反军谣言四起。
为响应立陶宛共和国领导人的号召，向广播电视委员会和电视中心的大楼十万火急地调来了武装人员，其中有携带冲锋枪和手枪的人，有国土保卫局人员、“萨尤基斯”和“立陶宛自由联盟”的武装人员，以及从周围城乡各地开来的拥护他们的青年人。
在1月10—13日期间，集中组织了大量公共汽车，从共和国其他城市免费向维尔纽斯的“战略目标”运送居民，有的车上还装满了免费的食品和热饮料。汽车还拉来了不少幼儿园的孩子和各区中小学校的学生。大楼内的武装保卫也加强了，建筑物周围用卡车构筑了路障，阻挡了通向它的道路。
1月12日晚立陶宛拯救民族委员会散发了致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部长会议、共和国广播电视工作者的传单，建议停止播放“挑动骨肉相残的节目”。但是这个呼吁书并未能送达，因为在议会中工作的工人们，只要手持呼吁书，就会遭到毒打，还有一部分则被“萨尤基斯”武装人员拘禁。立陶宛民族分离主义分子的这些行动，引起工人和志愿队员的极大愤慨，他们于1月13日后半夜回到拥护苏联共产党的立陶宛共产党维尔纽斯市委大楼，然后又从该地奔向电视塔，武装的分离主义分子正在那边不断煽动群众的激昂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社会安全和法律秩序，防止大规模冲突，解除武装分子武装，以保护赤手空拳的工人纠察队员，同时也为了制止电视节目煽动居民发生流血冲突，苏联内务部所属内卫部队指挥部和维尔纽斯卫戍司令部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从部队抽调的人员组成了两支队伍。每支队伍由190名军人、14辆装甲运兵车和将近50名志愿队员组成。
事件进一步发展的过程大家都清楚，其中也包括苏联总检察院的一批材料。在分析了立陶宛当局一月悲剧事件发生前最后几天的举动后，可以再次得出结论：这样的血腥场面正是他们渴求的，甚至是必需的。因为当时共和国内抗议的浪潮正一浪高过一浪，兰德斯别尔基斯和他的民族主义势力可能会失去支持。因而需要采用一切手段以挽救自己，挽回正在丧失的威信，将那些不再相信他们和动摇的人再拉回来，哪怕是能拉回其中的一部分也好。于是他们便选择了流血的道路。同时，他们还必须让我们的国家难堪，要造成民主在这里正受到暴力压制的局面。以我的看法，这正是他们在这一悲剧性事件中的利益所在。
第二个需要使用强力手段、但又不想流血的人，就是戈尔巴乔夫。从1989年夏天起，特别是当俄罗斯的领导权落到叶利钦掌握之中后，就看得特别明显，苏联总统的权力正迅速地离他而去，就像沙子从指缝间漏出一样。于是他开始像无头苍蝇似的乱撞：一会儿要求苏联最高苏维埃给他增加权力，一会儿又有道理没道理地到处发表演说；又是修改宪法，又是建立总统委员会。结果是8个月后他被搞下台了。有爱说俏皮话的人挖苦说：总统委员会是个早产儿。到了1990年末，戈尔巴乔夫撤销了作为国家主要管理和执行机构的苏联部长会议，代之以苏联内阁，即总统的办事机构，同时还设了个副总统的职位。
国家实际上已经失控了，而在1990年3月11日之后，立陶宛实际上也已不再从属于中央。考虑到该共和国局势已经失控，而政治上的说教又丝毫不起作用，所以在该国必须实行总统直属管理制。我相信，苏联最高苏维埃会同意这样做。代表们看到国家局面如此危险，便毫无阻力地满足了戈尔巴乔夫的一切提议。但是这样一来，他就应当对立陶宛的事态负全部责任了，但他却不想负责。一旦出现尖锐的局势，比方像在第比利斯那样，戈尔巴乔夫就总想躲到一旁。
关于总统直属管理的建议不仅来自莫斯科，也来自立陶宛。法学博士库切罗夫教授见证说：
我要揭露一个至今还很少有人知道的秘密。在维尔纽斯发生“流血的星期天”之前三天，就是1990年1月10日，立陶宛民主力量大会代表团（我是代表之一）到莫斯科去会见戈尔巴乔夫。这次会见是他亲自安排的。由于我们未能按时赶到，戈尔巴乔夫派尼沙诺夫接待我们。我们只有一个请求：在立陶宛临时实行总统直属管理。我们相信，只要戈尔巴乔夫和兰德斯别尔基斯直接对话，对立双方的激烈情绪就会平息下来，灾难性愈演愈烈的流血冲突的危险就会远离人们。尼沙诺夫说，总统知道立陶宛的情况，毫无疑问会采取措施。然后他告诉我们，遵照总统的指示，已经起草了关于实施总统直属管理的命令。
但是戈尔巴乔夫没有签署这个命令。而兰德斯别尔基斯身边由美国的和德国蜂拥而至的“顾问”们，准确地说就是一帮职业间谍，他们通过媒体，将局势炒得热到极点。“萨尤基斯”分子很渴望流血。遗憾的是流血终于发生了。
1991年1月10日，悲剧发生的前三天，戈尔巴乔夫签署了致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的呼吁书，其中说，实际上局势已进入死胡同，他特别注意到苏联各机构收到成千上万来信，要求在共和国恢复宪法秩序，实行总统直属管理。接着又是一通说服、劝诫和警告，要求立陶宛当局要懂得它在共和国人民面前应承担的全部责任。
1月12日在戈尔巴乔夫主持下召开了联邦委员会的会议，研究了立陶宛共和国的形势问题。会议强调，首先要采用政治方法解决，这一点至关重要。会议采纳了总统的建议：向立陶宛共和国派出联邦委员会代表，弄清当地形势，并研究提出应采取何种措施的建议。
维尔纽斯事件之后的1月14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休会期间戈尔巴乔夫会见了记者，试图说明自己的立陶宛政策。他强调说，他一直努力想以政治手段将事态的发展拉回宪法轨道，但受到巨大压力，包括来自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压力。同时还宣称，他不想实行总统直属管理，决定采用虽很严厉，但仅限于对立陶宛最高苏维埃提出警告的做法。总之一句话：“我是凌晨才得知出事的。发生悲剧到的消息对所有的人都是个意外。”
1月17日，星期四，所有中央一级报纸都发表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事件的声明。声明对戈尔巴乔夫向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发出的呼吁给予了正面评价。声明还说，立陶宛共和国的广播电视本应促进建设性对话，但相反却是在不断使形势激化，宣称立陶宛与苏联正处于战争状态，并把苏军视为占领军。政治局文件最后再次呼吁以政治方法解决问题，在评估共和国发生的事件时应表现出慎重的态度，等等。
1月18日，星期五，《真理报》头版几乎以整版篇幅报道了波斯湾事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拉克的目标实施了打击。而立陶宛只占了版面的一个不显眼的角落。就这样，伊拉克似乎成了比自己内部最最迫切的问题更为敏感的焦点。当天《真理报》的头版还发表了一篇在那些日子似乎“轰动一时的”材料——“咪咪猫和朱朱狗”。
如此看来，戈尔巴乔夫对待1月13日立陶宛事件的态度表明，他是一次又一次地在回避类似的事件，给人的感觉是：他是个旁观者，对一切都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我很了解当时国家领导办事的章程，绝对相信诸如向出事地点派遣部队的决定，没有国家总统的同意，是不可能作出的。我在撰写本章时读到许多有关事件的报道和材料。那些捍卫立陶宛宪法制度的人，还有那些卖力破坏它的人，都异口同声说，戈尔巴乔夫了解一切情况。有些人还证实说，戈尔巴乔夫曾与分离主义者有勾结。这一点虽难以相信，但这个说法却始终阴魂不散。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局势，被西方及其特工部门所利用。西方，特别是美国，早就在政治牌局中玩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这张牌了。整个战后时期，特别是“冷战”年代，他们找到各种原因和借口向苏联施压，其中包括人权、民主、反对极权政治等问题。我看，那边有些政治家甚至未必知道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位于何处，但这些问题，却是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随时准备给世界各国端出来的一道现成的菜。所以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民族主义运动雏形方显的时候，外国特工机关就立刻把手伸了进来。他们在立陶宛展开了急风暴雨式狂热的活动。
现已确知，正是西方特工机关操纵了兰德斯别尔基斯的行动。也真应该佩服他们，把整个行动从策划到实施都干得非常漂亮。正如前面所说，他们把公众对立陶宛新领导政治经济政策的愤怒，成功地引向了对莫斯科的抗议。他们把指向内部经济问题的矛头，成功地对准了中央，让一切都在民族主义的轨道上运行。
那些外国特工机关具有在世界各国推翻政府的多年丰富经验，它们私下指点说，要想在立陶宛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制造特殊的非常事件，最好还要流点血，这样就可以在短短的时间内，围绕这一事件把政治情绪和民族主义疯狂的乱麻团缠得更紧。
专家们也有结论，认为事情是如此复杂而紧迫，单靠西方特工机关，也是难以奏效的。至于说到兰德斯别尔基斯及其同伙，他们的作用很清楚。不过按照我国特工部门的看法，这种事情没有莫斯科的参与也做不到。需要对所有的行动做精确的协调，才能在欧洲中心部位的立陶宛造成流血事件。为此，我要再次引用叶尔马拉维丘斯教授的话：
这次的挑衅行动策划和实施得非常成功。说它是事先策划好的，有很多事实可以证明。当形势非常紧张，造成物价急剧上涨的时候，即1月13日悲剧发生前的两三天，维尔纽斯有大批外国代表和记者云集。他们甚至进入了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大楼。有些人在交谈中甚至天真地问：“为什么计划还不实行？”看来，这是指在国外早就导演好的一月事件说的。我们无法预防悲剧的发生，因为戈尔巴乔夫已经给部队下达了任务，而“萨尤基斯”又把群众煽动起来了。双方一接触，挑衅者就有了施展拳脚的机会。
前面说过，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特工人员都涌入了立陶宛。例如，立陶宛出身的公民艾维?安德留斯，就担任了立陶宛国土保卫局游击战斗队及恐怖行动顾问。此人是在苏军驻防区和家属区实施一系列爆炸的策划者，他亲自领导了武装人员同苏军冲突的行动。在一月事件期间，安德留斯在议会担任军事顾间，经常就留宿在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大楼里。
立陶宛新政权在与西方特工机关密切联系的同时，对克格勃的活动表现出拆台的态度。他们用各种指示和决定，捆住行动人员的手脚，目标明确地干扰肃反人员阻止外国特工破坏的行动。
这样一分析，这场悲剧中行动各方的力量就很清楚了。但1991年1月13日之夜就真的已经真相大白了么？是谁开的枪？从哪里开的枪？为什么从一名死者身上取出的子弹会是从早就不在苏军部队中使用的莫辛式步枪里射出来的？这些问题都没有搞清楚。为什么所有致命的子弹都是由上往下穿过死者的身体，而死因又归咎于正在路面上行动的军人？还有一个问题：是谁打死了人群中唯一的一名军人——克格勃中尉沙特斯基赫，而且是在背后从下朝上开的枪？还有好多军人和其他目击者证实，有人把一名年轻妇女故意从人群中推到坦克履带下，然后还照了相。这一类问题太多了。
我要再次援引立陶宛著名作家、曾经是“萨尤基斯”领导人之一的佩特克雅维丘斯的说法。他证实，立陶宛国防部第一部长佩特克雅维丘斯调来了18名“自己的”边防军人，叫他们换上便装，把他们安排进了电视塔，他们就是从那里用军用子弹开的枪。众所周知，当夜有13名公民被打死，据他说，运进停尸房的是18具尸体。医生“排除了”其中身上没有任何伤痕的五具。他们是谁，怎么死的？
如果不经苏联总检察院会同立陶宛共和国检察院按照一切规定进行调查，就不会产生这些问题。但是根据苏联总检察长特鲁宾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所作的关于维尔纽斯事件的报告称，该共和国当局多方阻挠苏联总检察院专家的工作。总检察院的调查人员被禁止参加尸体解剖工作和伤员鉴定工作，为他们参与对生还的受害者和事件目击者的询问而设置障碍。而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采取应有的措施自己单独进行工作时，立陶宛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又拒绝同他们合作。
有一句圣经上的话不禁浮上心头：“没有永不暴露的秘密；藏起来的东西也不会永远不见天日。”我想，总有一天，这“藏起来的东西”是会见天日的。
策动1月13日电视塔悲惨星期日事件的罪犯，至今还逍遥法外，并且在立陶宛占据着高位。为了让恐怖之夜的真凶免遭打击，立陶宛当局对无辜的人进行了审判。其实，按当时的职务，这些人根本不可能给部队下达任何指令。可是1999年，在经过长达6年的监禁和调查之后，6名立陶宛共产党员还是被法庭认定有罪。罪名是“阴谋推翻合法政权，参与1991年1月13日维尔纽斯电视塔事件”。布罗基亚维丘斯、叶尔马拉维丘斯等几位教授的案子就这样在不公正的审判中收场了。
再要说的是，在1991年1月13日维尔纽斯悲剧事件一案中，还有45人受到审判，其中有原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苏联元帅亚佐夫、原苏联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等知名人士。
就这样，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共和国主权而展开的战斗，实际上于1991年1月在维尔纽斯电视塔以分离主义的胜利而收场了。最后的法律手续则是在当年的8—9月间完成的。当时戈尔巴乔夫刚当上仓促成立的国务委员会的领导人，在不提任何条件的情况下，签署了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退出苏联的决定。
3个月后，还是在这个厄运当头的1991年，苏联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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